近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做客澎湃新闻《首席连线》节目，就202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进行深入分析与展望。

朱海斌2011年加入摩根大通，此前曾在国际清算银行从事经济金融研究达十年之久，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银行业监管和金融稳定、股票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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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成经济复苏“主引擎”

展望2023年，朱海斌判断，过渡性阶段给经济带来阵痛的持续时间可能比之前预期的要短，经济将在2023年二季度开始强劲复苏，季度环比增速上调为季调后折合年率（SAAR）10.4%，对比此前的预测为6.1%。

“我们预计，三季度的环比增速为7.5%，四季度的增速为6.1%。也就是说，我们已将重新开放后的复苏进度较此前的预期提前了一个季度。总体而言，鉴于更快的复苏进度，我们将2023年全年增长预测上调至5.6%。”朱海斌表示。

谈及拉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朱海斌指出，出口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有可能由正转负；无论是制造业投资还是基建投资，从增速上来讲，都可能会比2022年放缓，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会收窄，但整体而言投资很难对拉动经济起到明显作用；消费将会成为2023年经济复苏的“主引擎”。

“复苏初期，通常会受益的将是此前受疫情防控政策限制较大的行业，比如餐饮、零售等往往可能是最先复苏的。接下来旅游行业也将随着政策的放开而开始逐渐复苏。通常来讲，复苏的开端可能是由当地的线下消费来带动的。”朱海斌说。

央行发布的2022年全年金融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而2021年全年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

2022年居民储蓄缘何大幅上涨？居民部门真的有“超额储蓄”吗？存款高增能否支撑消费复苏？

朱海斌分析，受到疫情等影响，居民消费场景有所缺失，一部分消费转向了储蓄，超额的储蓄确实会支持放开之后的消费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去年的超额储蓄也来自于居民的资产组合的变动。

具体来看，朱海滨表示，首先，由于去年房地产市场下行明显，伴随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居民金融资产可能也会向存款领域集中。这部分资金在2023年会重新用于买房，还是会用于其他消费，值得观察。其次，2022年债市和股市震荡加剧，理财净值化转型后也出现了破净的现象，居民风险偏好有所降低，存款需求有所扩张。这部分超额储蓄是否会全部用于报复性的消费反弹，同样需要继续关注。

此外，朱海斌认为，这部分超额储蓄更有可能集中在高收入家庭，其消费需求反弹得可能会更快、更强，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大家所想的报复性反弹；而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复苏可能要等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好转和整个就业市场的好转之后，才会出现更加明显的反应。

货币政策或维持不变

202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货币政策的部署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作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点，谈及货币、财政政策，朱海斌表示，与2022年下半年比较，很可能是政策基本不变，呈现延续的状态。“短期内，我们希望，央行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降息降准等各种工具来为经济的复苏、稳定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利率政策方面，朱海斌预判，还是会有降息的空间，可能在今年一季度降息10个基点之后，尤其在二季度出现经济反弹之后，利率政策可能就会维持不动。

“我们的判断是信贷政策整体呈相对比较稳健的态势。如果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就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按照我们的理解，社融的整体增速要比名义经济增速大约高出3到5个百分点，与最近几个月的信贷政策比较接近，所以预计将会是比较稳健的信贷政策。”朱海斌说。

此外，朱海斌认为，今年可能仍然会延续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最近几年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结构性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的配合。比如去年在一些大型基建项目中，一方面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来提供信贷支持，另外一方面财政也提供了一些利率的补贴，两方面政策相结合来共同发力。”

房地产市场低位企稳

作为中国经济的关键力量，近期房地产市场暖风频吹。2022年尾声，房地产行业的第一、二、三支箭陆续落地，从信贷、债券、股权三个渠道给房地产输血。展望2023年，朱海斌认为，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一个从底部回升、二三季度开始低位稳定的状态，不会出现大幅反弹。

在朱海斌看来，“三箭齐发”与此前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解决了目前房地产市场中面临的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开发商的融资难问题。

“针对需求方，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政策出台，例如对于首套房的房贷首付比率、利率，限购政策等，都可以更进一步用更优惠的政策去支持。”朱海斌预计，会有进一步的政策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趋稳。

朱海斌进一步指出，尽管在城镇化过程中，在人口结构出现变化之后，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结构性下行，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推动力出现下降，但毋庸置疑的是，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宏观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

“我们所讲的结构性下行，更多的是针对商品房市场领域。从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来看，保障房和租赁房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如果房地产行业想要继续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保障房和租赁房的需求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朱海斌期待，政策会在这些领域给出更大的改革力度。

关注内外部双重风险

2022年，美联储为抑制高企的通胀，累计加息425个基点，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从0附近提升至4.25%~4.50%。经历去年一整年的高热通胀后，2022年12月最新公布的美国CPI重回“6”区间。

进入2023年，不少市场观点认为美联储有开启降息周期的可能。但朱海斌认为，这一可能性不大。在他看来，今年一季度美联储应该会继续加息，因为从目前看，虽然通胀有明确的下降趋势，但距离美联储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就业市场方面，虽然美国经济已开始下行，但就业市场仍然表现强劲，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加息的理由之一。

“今年一季度，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加息的节奏，可能从每次加息五十个基点降到二十五基点。接下来2月、3月可能还有两次加息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可能会到5%左右。”朱海斌说。

展望2023年，朱海斌预判，全球经济的增速会进一步下降至不到2%的水平，美国和欧元区可能会出现轻度的衰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面临两大压力。首先，发达国家整体的经济下滑会在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走势。其次，在美联储大规模加息的背景下，全球市场的金融条件会出现明显的收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会面临较明显的资本外流，甚至对于债务和货币市场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如何在经济增长和金融条件紧缩所带来的溢出性金融风险间取得平衡，这可能会是2023年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

那么，2023年海外经济的运行情况可能对国内有何传导？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扰动可能有哪些？朱海斌认为，需要从国内外两方面来分析。

国内方面，朱海斌认为，最大的压力是在今年全球终端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那么出口下跌是否会超出预期，可能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风险。其次，在房地产市场只是底部企稳的情况下，需要关注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面临的金融风险。

“从海外来讲，全球经济下行的幅度有多大？是否能如市场所预期的保住正增长，只是欧美出现轻度的衰退？还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整体衰退？那么就可能会对中国带来较大的冲击。”朱海斌指出，此外还需要关注自主创新、全球供应链转移等带来的影响。